科场舞弊案在历朝历代都有发生，自从唐朝武则天时期确立了科举入仕的制度后，就发生过不少通过舞弊获取科举成绩，进而谋求官职的事件。谈到明朝的科场舞弊案，唐伯虎的科场舞弊案必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场舞弊的案情十分重大，涉及到内阁大臣李东阳，更是因为唐伯虎是赫赫有名的江南四大才子之首，在历史文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这件案子不仅让大名鼎鼎的唐伯虎无法参加科举，而且也改变了他的人生。此案之后他就此消极颓废，然后放弃了仕途，以卖画了此残生。

唐伯虎科场舞弊案的说法，是因为唐伯虎成名之后，才被人常常提起，在史书上这个案子叫“己未科会试舞弊案”。对于这场舞弊案的来龙去脉，后世的学者们都进行过很多的解读，认为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假错案。然而让人意外的是，这场冤假错案在明朝却始终无法得到纠正。明明唐伯虎没有进行科场舞弊，却也遭到了严厉的处罚，被削除仕籍充为小吏。因此很多人对这个案子背后的蹊跷很感兴趣，都想知道为什么唐伯虎会被牵连到这样的案件之中。其实要解读这个案子背后的起因，还得从唐伯虎的朋友徐经说起。

从历史材料来看，这个案子的主角并不是唐伯虎，而是他的朋友徐经。徐经是江阴巨富，在江南也很有才名，与唐伯虎交往密切。弘治十一年的时候，唐伯虎参加乡试，考中了第一名，也就是传说中的解元。第二年唐伯虎便和徐经前往京城参加会试，这也是科举考试最为重要的流程。两人到了京城后并没有如大部分考生一样躲在客栈会馆里备考，而是积极的搞社交活动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唐伯虎的名气大，在文坛交往的朋友很多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徐经在京城人头很熟，很多京城的官员都认识他。

于是徐经和唐伯虎带着礼物拜访了各方名人，两人顿时在京城声名鹊起，成为当时考生中的名人。在两人拜访的名人中，有两位是跟这次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。一位是内阁大臣、礼部尚书李东阳，另一位是翰林学士程敏政。比较凑巧的是，科举开始前明孝宗朱祐樘制定主考官，李东阳和程敏政都在其中。这次科举考试的题目比较生僻，很多考生都考得很差，但唐伯虎和徐经却考得很好。唐伯虎是解元，考得好还情有可原。可徐经却不是解元，他在乡试中只是第四十一名，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。

很快就有风声穿出，说徐经在拜访程敏政时拿钱购买了考题，所以他和唐伯虎才能考得比大多数考生都好。这个事情很快传播到了朝廷中，户科给事中华昶立刻出来弹劾程敏政。明孝宗朱祐樘顿时震怒，停止了程敏政的主考官工作，让李东阳会同其他试官进行复审。复审的结果显示，唐伯虎和徐经都不是程敏政录取的。这个结果公布后不但没有平息舆论，反而越闹越大。于是朱祐樘又派锦衣卫复查此案，并且将程敏政等人下狱。调查结果是徐经和唐伯虎没有作弊的事实，但他们在考试前拜访过程敏政，并且送去了见面礼。

这次科举考试的考题是李东阳和程敏政商议上报的，而程敏政又收了徐经的见面礼，徐经和唐伯虎又有金钱来往，这事情说出去就不好听了。虽然没有科场舞弊的证据，但要平息舆论朝廷就必须有所态度。经过各方的上书争论，以及几人当面对质庭辩后，朱佑樘才下旨进行处理。在涉案人员中除了李东阳没有被牵连外，程敏政、徐经和唐伯虎都获罪。程敏政很快从狱中放出，然后以失察之罪被逼致仕。程敏政出狱后不到四天，就因怒急攻心发病身亡。徐经和唐伯虎都被削去仕籍，废除举人的功名，罚做小吏。

这件事来得很蹊跷，去得也很奇怪，留下了不少的疑点。比如在调查过程中，李东阳发现了十三份有问题的试卷，这些都不是程敏政批阅的，但却没有继续追查。李东阳作为主考官，又是出题人，但所有的政治攻讦都对准了程敏政。这里面总是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让这场科举变得扑朔迷离。在查阅了当时的历史资料后可以发现，这是一场有预谋的阴谋，针对的就是李东阳和程敏政两人。而徐经和唐伯虎只不过是对方发起政治攻讦的工具，利用科举场上的潜规则进行攀污，以达到攻击政敌的目的。

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在徐经身上，很多史书上都写徐经是江阴巨富，却很少提到徐经家族的人脉关系及其复杂。他的爷爷徐颐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，少年时曾在国子监学正黄养正门下学习，后来因为出钱赈济灾民而被明英宗朱祁镇招到京城应试。徐颐在京城考的不是科举，而是中书科。因为他的楷书写得好，所以考中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明朝的中书舍人虽然没有唐宋两朝权力大，但也是起草圣旨必不可少的官职。他在京城当官期间，正好与在翰林院任职的李东阳来往密切，两人的关系非常好。

因为徐颐的原因，徐家和京城的官员们来往密切，尤其是翰林院的官员。李东阳和程敏政都是出自于翰林院，所以两人与徐家都有关系。徐经也就按照当时士大夫交往的潜规则，带着礼物拜访了他们。这种潜规则其实就是士大夫圈子里的惯例，互相派子弟联系拉关系，为官场发展埋下伏笔。这种做法虽然道德上有问题，但明朝的法律并不禁止。所以名家子弟到京城参加科举，都会按照长辈的牵线搭桥拜会各方名士。李东阳和徐经的祖父、父亲都是好友，所以徐经带着礼物去拜会和是很正常的。

除此之外，翰林院编修吴宽、朱希周也都与徐经父子交好，又是唐伯虎的同乡邻居，所以也有拜会的情谊。唐伯虎到京城后，又是由乡试的主考梁储推荐给程敏政的。在梁储出使安南送行时，唐伯虎还请程敏政为他的书籍作序。而且唐伯虎与徐经叔叔徐元寿是莫逆之交，两人有着金钱来往。徐颐去世后，徐元寿还出钱请李东阳写墓志铭。这里面既有几家人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，也有各种金钱来往。不论是写文作序，还是辅导功课，都是有钱资进出的。朝廷官员就是抓住了士大夫圈子的这些人际来往，对程敏政和李东阳穷追猛打。

实际上两人是不可能把试题泄漏给唐伯虎和徐经的，一方面是时间来不及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必要。为了这点小钱断送了前途，两人没有那么傻。两人都是明孝宗朱祐樘的老师，而且程敏政还是明武宗朱厚照的老师。他们都有着远大的前途，何必因小而失大。以华昶、林廷玉为首的科道官员，以士大夫圈子的交际为证据，这显然是预谋已久的政治攻讦。实际上他们也是这个圈子的人，对这种交际非常清楚。但毕竟各种关系盘根错节，谁也说不清楚，所以才成为了被人诟病，也是被人攻击的政治弱点。

朱祐樘明知两位老师都是被人诬陷，但士大夫圈子的事好说不好听，所以没办法进行辩护。而且舆论已经被吵起来了，他没有处置态度是无法平息舆论汹汹的。而且朱祐樘也知道，这次政治斗争的本质并不在科举上，而是科举后的庶吉士改革引发的政治斗争。按照明朝的政治管理，新科进士选官后要进入朝廷进行短期的学习。在六部学习的叫观政进士，在翰林院学习的叫庶吉士。明英宗朱祁镇很重视庶吉士，所以将科举中排名前列的进士选入翰林院，称之为“选馆”。明孝宗朱祐樘更加重视庶吉士，采纳内阁首辅徐溥的建议进行改革。

这次改革后朝廷形成了一个惯例，那就是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”。再结合朱祐樘改变官制，将内阁首辅置于吏部尚书之上，于是内阁大臣们就成了事实上的宰相，故庶吉士也号称“储相”。经过几年的试用下来，朝廷中出现了个不好的现象，清流出身的官员彻底把持垄断了朝廷官员的任免选拔，几乎所有的执行科举考试的考官都来自于清流，尤其是以翰林院、国子监和东宫居多。这样的情况就让很多地方上升通道被堵塞，地方官无法上升到朝廷出任内阁官员，而作为监察的科道官员也没有了当内阁大臣的机会。

如此情况让这些官员非常不满，所以各种政治斗争不断发生。李东阳作为内阁的二号人物，翰林院坐馆三十多年老翰林，在清流官中是举足轻重的。程敏政是朱祐樘和朱厚照的老师，当朝翰林学士，未来预定的内阁大臣，其政治地位堪比吏部尚书。他们两人垄断了选拔官员的程序，自然会遭到其他官员的攻讦。徐经和唐伯虎的高调，让这些官员抓住了机会，以攀污的手段将两人拉下马，借此破坏从科举到庶吉士，再到翰林学士和内阁大臣的晋升制度。虽然这样的制度朱祐樘是很清楚的，也是他所希望的理想的执政模式。

但庶吉士和翰林官只是众多明朝文官的极小部分，这种小集团利益堵塞大集团上升通道的情况，必然遭到对手的攻击。以前清流官和浊流官发生冲突时，科道官员都是以清流官自居。这次科道官员却站在浊流官一方，关键就是在于他们和浊流官一样，失去了入阁的机会。舆论之所以闹得这么大，不是因为科举舞弊严重，而是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大量的官员在后面推波助澜。朱祐樘虽然是皇帝，也不可能逆转大量官员的想法，只能进行处置。实际上从程敏政、唐伯虎、徐经三人的结果来看，明显有朱祐樘袒护的成分。

唐伯虎和徐经虽然冤枉，但也是保护李东阳的需要，否则内阁晋升制度将遭到严重的破坏。如果内阁晋升制度被推翻，明朝政局将引发地震式的翻天地覆。朱祐樘为了稳住政局，只能牺牲唐伯虎和徐经。唐伯虎两人最终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，被迫背上了科场舞弊的骂名。因为查无实据，所以朱祐樘顺手又将反对者中打头的华昶、林廷玉贬官，算是各打五十大板。这种搞法明显是和稀泥，但也压住了不断发酵的舆论，暂时平息了政治风波。只可惜唐伯虎诺大的才名，对官场完全失望，只能隐藏于世间卖画为生。